毛泽东挨骂之后,是这样的，您呢？

毛泽东是领袖，是伟人，但他同样也有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当他遭到别人的辱骂之后，会不会有同常人一样的反应呢？

在众人心目中，毛主席被骂，那还了得！然而事实上，毛主席确实被骂过，而且传到毛主席那里，天也没有塌，地也没有陷；毛主席妥善加以处理，还起到了“兼听则明”、“闻过则喜”和“言者无罪”的示范作用。

　 许世友蒙冤大骂毛泽东

　　1936年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了对张国焘长征途中阴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批判运动。由于这场运动采取了极“左”的做法，激起了原红四方面军官兵的强烈不满。血气方刚的许世友第一个站了出来，并串联了一批原红四方面军的高中级指挥员，秘密商定重返大巴山打游击。事情泄露后，许世友、洪学智等30余人一起被抓，投入大牢。

　　作为“反革命武装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他被戴上手铐，上了脚镣；原本每天必喝的酒也给断了。

　　许世友是个性情刚烈的人，如今，冤屈加断酒，他怎么受得了？许世友把这一切全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他当着看押人员的面大骂毛泽东。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了解到这起串联外逃事件并不是一次反叛行为，只是这些人对批张运动存在的严重扩大化倾向，把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一起当成批判对象而感到强烈不满，因此愤而反抗。

　　毛泽东知道，许世友是个打起仗来不怕死，喝起酒来不要命的人。此时给许世友断酒是十分失策的，他当即让警卫员给许世友送去两瓶茅台酒，并且亲自去看许世友。

　　毛泽东没有料到，许世友并没有消减半点怨气，酒他喝了，却是边喝边骂，他甚至一步蹦上前要和毛泽东拼命，吓得卫士们赶紧把许世友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许世友仍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毛泽东是领袖，但同样也有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他的一片好心反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因此，当有人提议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竟点了头。

　　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又有些心绪不宁了。当罗瑞卿向他报告，说许世友要求枪毙前再见毛泽东一面时，毛泽东未加思索地便答应了。没想到许世友坚持要带上他的手枪。毛泽东告诉罗瑞卿：“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还可以装上子弹。”

　　许世友听了回话惊呆了。眼前的事实，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位伟人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胸怀……

　　很快，罗瑞卿便将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毛泽东亲切地说道。听了这句话，许世友感动得泪花闪闪。他“咚”地一声双膝跪地，说道：“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见你一面，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都不是反革命！

　　毛泽东双手将他扶起，动情地说道：“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您这句话，我们就不会犯错误了。”

相见之后，毛主席了解了许世友骂他恨他的思想动机和由来，解开了误会，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情感，非但没有治许世友的罪，还交成了知心朋友。毛主席此举，让许世友佩服得五体投地，倍感毛主席的伟大，一生忠于毛主席，至死不渝。

　　就这样，毛泽东以他伟人的大度和气魄解救了许世友，解救了一批党和军队的栋梁之材。

农民负重怒咒毛泽东

1940年初，日本侵略军加紧推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所谓“总力战”，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蚕食”、“扫荡”。这年秋天，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又受到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天灾人祸一并侵吞着本来就困难的边区经济。

粮食问题，是当时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二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而1940年征收的公粮，供应到1941年3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1942年的供给和归还1941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不得已决定加倍征粮。这一决定公布并实施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因负担过重而引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

这时，一件意外事故发生了。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气本来好好的，没想到突然间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遭到雷击，一根柱子被击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这事被一位来延安赶集的农民知道了，他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骂：“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此话传开后，保卫部门要把这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但被毛泽东制止了。

这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这个农民为何要骂自己?是什么事引发农民这么大的怨气?毛泽东决定对此作一番了解。于是，以赵毅敏任队长，胡乔木任指导员的秧歌队（调查组）成立了。可是，当秧歌队来到安塞时，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却不理不睬，有的则干脆躲开，秧歌队坐了冷板凳。面对这种情况，秧歌队并不灰心，不管有几个人看，占块空地就表演起来。日复一日，看的群众越来越多。秧歌队边演出边同群众广泛接触，抓住机会同群众座谈，征求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群众纷纷反映：“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死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吃公饭的人那么多，我们怎么养得起”……当群众的意见反馈到毛泽东耳中，毛泽东恍然大悟。

毛泽东下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他认为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就什么也办不成。他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说：“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指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

毛泽东重点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大力发展生产，二是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开荒生产交公粮，尔后发动了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运动中涌现了三五九旅这样的开荒典型和“南泥湾”精神。边区政府则出台了支持移民开荒、开展减租减息、倡导劳动竞赛三项政策，把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大生产运动，使党政机关、红军部队和学校实现了粮食部分自供自给。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在党、政、军机关全面实行，陕甘宁边区为此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公家人”是14000余人，到1939年猛增至49686人，1940年突破了6万人，1941年高达73117人。当时这7万多人和8千多匹马的供给，就使边区的财政不堪重负。“精兵简政”实施后，各地按“党政军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0％”这个标准大幅裁减了财政供养人员。

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军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这时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派出了秧歌队，他风趣地说：“这是赵匡胤下乡，同农民扭秧歌，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

　　伍兰花骂毛泽东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当时延安社会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了解毛泽东个人的一个侧面。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的为人，光明磊落，宽大为怀，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从不乱用个人权威，视百姓为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骂是一种情绪的流露，一种情感的爆发，恨极则骂，怒极则骂，有了意见无处发泄则骂……骂的背后必然有其原因，需要去了解这原因。

毛泽东正是这么做的。他了解了原因，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服人，而不以权压人；同时认真地解决主观和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把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办好，取信于民。讲起这些道理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做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

摘自《学管理 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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