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死鉴定师杨清绪：让生者知其病 死者知其因

惠州的大部分人命案件，都经过杨清绪的手，用医学上的最终判断，作为案件侦破和责任判定的重要依据。在惠州的法医行业尚未足够成熟的情况下，他是这个城市的死因追踪专家。

皮肤上出现的肿块，医疗过程中突发的病变，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凭借现代检测仪器，有时仍难以确诊。杨清绪带领他的团队，为各种疑难杂症提供可靠的诊断报告。他是这个城市的疾病终审法官。

生死鉴定师杨清绪。南方日报记者 王昌辉摄

做刀尖上的舞者

“做病理的是医院的最高法院，是不是乳腺癌，是不是肝癌，B超、CT、磁共振等都是影像学诊断，是参考，最后到底是什么病，病理诊断说了算，是金标准。” 杨清绪说得开门见山，斩钉截铁。

旁边的办公室正在装修，他并不在意，反而以更响亮、更直接的说话作为回应。并非完全巧合的是，每次他在做病理学诊断之前，不论患者自己，还是临床医师，也都有自己的意见，而他，也必须在众声喧哗中，坚持自己的判断，有时候还得大声疾呼。

对于自己的身份，杨清绪看得不低——医生的医生，对于自己的责任，他看的更重，因为“人命关天”。

交通事故中，行人抢救无效死亡，现场勘查和身体检查都没有发现有任何撞击痕迹。家属认为是撞死的，司机坚决反对，公安部门难以定性。这种案例，听起来诡异，杨清绪却是司空见惯。他举了一个例子：从惠州到惠阳的道路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一辆急刹的出租车前面身亡，死者家属要司机赔钱，病理学鉴定，发现死者是受到惊吓后诱发急性心梗。

承担基层医疗的社区医院，由于设备、经验所限，个别的误诊在所难免。河源、惠州等地都出现过，病人被初步诊断为乳腺癌，多次放化疗，做乳房切除手术，有些家庭甚至因此离婚。然而，之后做病理学的切片检查，发现并非恶性。

原本是恶性的肿瘤被误诊为良性，情况就更严重。小金口的一名海关工作人员，怀疑是良性脂肪瘤，切除之后没有送病理诊断，后来复发，全身转移，最后病理学诊断为高度恶性滑膜肉瘤。“如果能早发现，可以大面积切除，做截肢、化疗等，说不定可以多活几年。” 杨清绪每次谈及，总是惋惜。

那么，究竟什么情况下需要做病理诊断呢？杨清绪表示，身体上切除下来的肿物也即任何离体组织——包括脸上的“痣”或者“粉瘤”、胸腹水等身体上抽出的液体，都属于离体组织，必须有病理诊断报告，否则就是违反医学常规。同一种感染有多种可能，比如引起胸腹水感染的，就可能是肺炎、结核，也可能是肿瘤，具体如何就要依靠病理诊断。部分手术过程也会即时跟进，切除下来的离体组织立即送病理诊断，最快30分钟出报告，根据报告决定是否要扩大切除面积。

培养病理学专业人才

在很长一段时间，病理学并不像如今这么受到重视。从业人员大部分是中专毕业，因为经常要和腐尸、福尔马林打交道，被科班出生的医护从业人员视为畏途。也正因为缺乏重视，让临床医生无法对病理学医生产生信任感，病理学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把关”作用。腿上长个肿物，临床医生认为属于恶性肿瘤，病理学医生本身专业能力不够，无法做出最终确诊，病人为了保命把下肢切除，最后却发现未必要截肢才能治愈。杨清绪接触过大量诸如此类的真实案例。

事实上，即使在杨清绪到市中心人民医院工作后，病理学在诊疗方面权威性的建立仍经历了一个过程。一位29岁的女士，鼻腔有异物，根据CT核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临床医生判断是鼻咽癌。为了最终确诊，杨清绪所在的病理科为患者做了病理切片，进行病理学诊断，出具了肿瘤为良性的报告。然而，临床医生为了保险，按照恶性肿瘤治疗，当时怀孕的这位女士由于放化疗，孩子不能要了，牙齿也拔得干干净净的，半年后再次鉴定，肿瘤为良性。

杨清绪感叹地表示，至今仍有个别医生蒙查查，不知道病理的重要性。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二十多年来，市中心医院病理科，在杨清绪的带领下，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1976年建立病理科，当时很多人员是中专毕业，现在该院病理科共有3个博士，4个正高级医师。投资1500万元的分子病理室，更是在全国三甲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2014年3月18日，杨清绪被任命为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作为全省唯一一所卫生类高职院校的首任院长，他重任在肩。立足市场需求，从2015年秋季开始，学院将新设病理技术专业——这在广东省属于首个，全国高职院校中也不会超过3家。杨清绪希望培养更多的病理学人才，不断充实“终审法官”的人数和力量，让生者知其病，死者知其因。

弟弟去世“我要当一名好医生！”

现在的杨清绪经常与生死的大事打交道，然而在第一次与死亡的近距离碰面时，却差一点让杨清绪放弃学业。

现年52岁的杨清绪，老家是湖北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杨清绪有个亲弟弟，聪敏过人，三十多年前，当时读初中的弟弟比当时读高二的他懂的还多，顺利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两位兄弟的关系特别好，那时候镇上的白龙泉整天都会汩汩的冒水，白亮清澈，两兄弟就经常在白龙泉边玩耍。

然而弟弟突染疾病，不治身亡。杨清绪深受打击，收拾背包打算就此辍学。经过家人劝解后，杨清绪重返课堂后立志学医，“当时军校的预考和面试都通过了，但都没去。我只想当一名好医生。”杨清绪说。

有了志向，杨清绪的学习不需要父母和老师多费心思。在那个村里考上中专都很厉害的年代，他考上同济医科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1986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做了2年助教，1988年，考取中山医科大学临床病理学研究生，成为镇上第一个研究生。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称得上是光照门楣。

党龄比工龄长，这是杨清绪另外一桩自豪的事情。当时全校入党的没几个人，不过挡不住他成绩优异，依靠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他乐于助人的品性，他的临床医学的相关科目平均分数均达94.7分以上，也被格外看重，并于1983年入党。

除了弟弟促成他学医的志向和学习的动力之外，杨清绪最敬重的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山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熊敏教授，曾任广东省医学会第六届病理学会主任委员，熊敏教授无论学术还是人品均让杨清绪敬佩，“非常严谨，一生正气”，他至今对熊敏导师办公桌上写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不争名，不逞能，乐平淡而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