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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评论】对于圣诞节的三种中国态度

关于圣诞,诸多作者亦有话说,观点各异,欢迎围观:

徐晋如:给温州市教育局点个赞

作者:徐晋如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青年诗人、学者。

以前每到耶诞前夕,总是有无聊之徒给我发信息,祝“平安夜快乐”啦,“圣诞节快乐”啦之类,每次我都义正辞严地回复:“我是儒生,不过洋节。”或者径直回复说:“中国人的圣诞节是孔子的诞辰!”我无法理解,这些既不是基督徒,又不曾入了外籍的中国人跟着洋鬼子瞎起什么哄。几年下来,几乎再也没有人不开眼到给我发这种垃圾信息了。但是我没办法屏蔽微信朋友圈,只好不看。


我的朋友中有几位是基督徒,我很尊重他们的信仰,同样地,他们也都尊重我的信仰。我是儒生,我信仰儒教,他们决不会要求我在他们的节日也同样快乐,偏偏这些不信教的中国籍男男女女,把两千年前一个西方人出生的日子当成重要节日来过,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说怪也不怪。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就得了两种绝症,第一是中国绝对地坏,举凡古文诗词京剧中医传统习俗,无一不坏,无一不恶;第二是外国绝对地好,无论欧美俄日,谁都比中国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两大“圣人”——“右派”喜欢的胡适,“左派”喜欢的鲁迅,都是身兼二症,病入膏肓的重患者。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后期更和现实政治势力相结合,破四旧,砸孔庙,不遗余力推行着铲绝中国文化的事业。当代中国人,能分辨一副对联何为上联,何为下联,上联是贴在右边还是贴在左边的,恐怕都不超过万分之一,要这样一群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产生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厚爱,无异痴人说梦。


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正赶上教育面向世界的大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向别人学习,哪怕是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本来是非常值得赞赏的美德,可惜,由于自家根本已失,魂魄全无,只能寄生浮游,今天学西方的这个模式,明天学日本的那个方法,漫无依归,不知所从。正因为没有自己的教育传统作为根本,西洋东国的东西再好,也不能为我所用,便如修炼吸星大法,异种真气时时反噬,欲待不受其害,其可得乎?打着教育面向世界的旗号,很多中小学把耶诞节、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这类宗教性的节日堂而皇之引入到学校中,还要求学生回家准备相应物事,这不是什么面向世界的教育,而是主动地寻求被殖民的教育。如果是私立学校,爱怎么着那是你的自由,但那些用中国纳税人的钱建设起来的公立学校,却在校园中倡导过洋节,这样的自由,我是实在难以支持的。不仅不能支持,我还要大声责问一句:谁给了你们殖民孩子的权力?


因此,我必须给温州市教育局点个赞。温州市教育局的领导非常有魄力,他们干了教育部应该干的事,要求各类各级中小学(幼儿园),不在校园内举行任何与“圣诞”有关的活动。这是对那些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的校长和教师敲了警钟,是对殖民主义的有效回击。中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对学校和教师几乎是无限信赖,他们的文化立场,国族认同,几乎都是在中小学阶段就确定了的。如果中小学乃至幼儿园不能给孩子以正确的引导,大多数的孩子,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就会非常淡薄,民族精神,更无从谈起。


温州市教育局的做法值得赞赏,还因为它守住了权力的边界。它所针对的,是辖下学校这些法人机构,并没有侵害个人的自由。而几乎与温州市教育局的举措同时出台的,是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奇葩行为。12月24日下午,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把所有学生组织起来,观看《孔子》等各类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老师把守教室门口,谁过耶诞就给谁处分。同时该学院还张贴了条幅,上写着“争做华夏优秀儿女,反对媚俗西方洋节”“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等标语。这种行为我不能赞同。因为大学生是成年人,他们主动选择被文化殖民,尽管可鄙可笑,学院却没有权利干涉他们个人选择的自由。至于张贴条幅,公开表达一下立场,我则认为无伤大雅。


温州市教育局做了它分内的事。但其实这一通知,更该由教育部面向全国所有公立学校发出。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更有它该干的事,那就是明确耶诞节是西方的节日,除教堂等宗教场所和宗教出版物外,任何公共媒体不得把12月25日称之为“圣诞节”。这不是对自由的侵犯,而是对中国文化应有的迟到的敬意。


冒安林:抵制圣诞?臣妾接受无能

作者:冒安林资深媒体人。

2013年的平安夜,我挤在维多利亚港,看了一会儿圣诞表演。在午夜来临之前,跟随浩荡的人潮,搭乘地铁到中环下,步行至兰桂坊。

此行纯属慕名而来。正如少年时期搞不清“平治”原来竟是“奔驰”一样,人们对外面的世界,总是充满异样的想象,也有过多的渲染。譬如兰桂坊,去之前是想不到竟然如此狭窄破旧的,心中不免有所失望,但身边一个香港的年轻人跟我说:这个地方,对本港人而言,有历史,也有感情。


我在兰桂坊外面的马路边随意而坐,左右都是人。一对从上海而来的年轻夫妇,也对我说,这地方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鲜亮时髦。但随即,我们的失望被意外的温暖惊喜给踢飞了:谁也想不到,平安夜,在兰桂坊这个地方,街头的冰镇啤酒也只卖25港币一支,折合人民币19.9元,良心价。


这种良心,迅速转化为我对香港人民的温情。在2013年这一年里,我走过西藏,也去过新疆,至少在我所历经的每处,总还是好人多。比如我曾经夹在大昭寺排成长队供奉释迦牟尼佛等身像的藏民队伍里去参拜,维持秩序的僧人也放我进去了;又或如我在乌鲁木齐维族生活区里吃手抓羊肉饭,老板是个维族小伙子,看得出他对我这位顾客很喜欢。


用这些正能量的回忆,来证明我这位无神论者对世界的爱,或世界对我的爱,再恰当不过。“我看江山多妩媚,料江山看我亦如是。”辛弃疾的好词,被河东君柳如是用了,足以证明“博爱”这样的人类情怀,不仅基督教有,我们中华也是有的;不仅古人有的,今人也是有的。


现在在组织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找来一看,也甚为欣慰,至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美丽的理想,与我内心所秉持的道德观并无冲突。而中国这个世俗制度的国家,至少在书面上,没有脱离世界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和道德诉求。


因而,当看到中国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如温州教育局、武汉个别大学竟然组织抵制圣诞,还是“友邦惊诧”了。怎么一直说我中华复兴、引领世界浩荡,转瞬就闭关锁国、抵制外来文化了呢?用年轻人们网络流行语来形容,就是“精分至此,臣妾接受无能”。


文明自有发展,文化也自有滥觞。是浩浩荡荡,还是逆流而行,一切听人民群众的。圣诞节虽然起源于宗教文化,纪念基督的临世,但在世俗无敌的中国人这里,也已经逐步演化为吃吃喝喝、热热闹闹的娱乐节日罢了。2006年曾有清华、北大等十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号召国人抵制西方文化扩张。短短几年后,可有人记得这十位博士的名字?


作为生而世俗的中国人来说,道德观念的倾向,总有不可避免的功利性,而缺乏过于高尚的组织性力量。但在人类文明始终向前发展的趋势下,这种不带思想包袱、不含原生宗教偏颇的开放心态,倒也有助于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虽说几千年历史里,也难以见到长达百年的太平盛世,但放眼全球,冷兵器时代能够拥有一百年和平的,也寥寥无几。但毕竟,像基督教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伊斯兰教在近代原教旨主义抬头,在中国也似乎并不曾有过,这也是中华之福祉。


有一些老调重弹的话,比如中华文明之最伟大、也最可怕之处,在于同化。我情感上不肯承认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但理性上,却欣赏中国人民坚韧顽强、卑微中蕴涵力量的民族特性。中国人以屡经民族存亡或异族专制而不绝的坚韧与顽强中,有忍辱圆通与外兼内修之优良本性。自古以来,中华地域对外来文化,排斥的少,欢迎的多,偶有被征服,但也征服过别人。莫说一个圣诞节,就是佛教,如今也是近乎中华文化本生,该惊诧的也许应当是外国人,中国怎么把一个高上大的圣诞节,演变成了冬日大派对?


统治阶级秉持“内圣外王”心态,对外来文化采取抵制立场,是骄傲自大的,往往不堪一击。文化的内向生长,还是源于千千万的人民群众。至少遇到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王朝的军队被外来侵略者打败了,都是依靠汪洋大海般的人民战争扳回来。清晚期的朝廷,知道“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最终还是失败于洋枪炮火之下。而壮哉大唐盛世,在“安史之乱”时,如果不依靠大食国等阿拉伯军队的帮助、扶持,恐怕也早就跟秦月汉关一样弥散于历史之中了。要留中华于世界,还必须走开放融合的道路。


国人天赋里带有偷梁换柱的伎俩,动辄国家社稷、意识形态。自闭和狂妄的,有视沉渣泛起为光明大放的陋习;刚愎与健忘的,有先于众人跳将出来扛大旗的本事。今日之圣诞节,在广大热衷于过节的年轻人们看来,也只是恋爱和聚餐的借口,与情人节、感恩节并无太大的不同。佛教自汉代就传进来了,伊斯兰自阿拉伯帮助唐王平叛也传进来了,基督教从早期“景教”几次兴衰至今,细看之下,也并没有改变中华历史。


但是,你让我们中华亿万新生儿女,不恋爱不约会不开房,干什么呢?


苏小和:圣诞毒素与中国人智商

作者:苏小和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每年的平安夜和圣诞节,都是一次难得的商机,城市里年轻又光鲜的人们,似乎卯足了劲要在这一天一掷千金、不舍昼夜、纵情歌唱,且大有不醉不归的豪情。大概6年前,我闲得无聊,弄了一个街头调查表,设置的问题只有一条:您为什么要欢度平安夜和圣诞节,备选答案有三条:第一,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第二,希望有人送礼物;第三,找个理由狂欢。在人见人爱的国贸商场和充斥着色香味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我随机取得了50个人的抽样答案,选第一条答案的是3个人,选第二个答案的是21个人,选第三个答案的26个人。


抽样调查的结果是明显的,中国的年轻人并不在意圣诞节背后的文化传统,在意的是这一天,这一夜,人们可以疯一把。我怀念6年前的这个时候,虽然对调查的结果有些失望,但相比今天的情景,6年前的节日风景多多少少有些自由的气氛。我说的今天的情景,是指在昨天晚上,今天白天的街道上,有人高举红色标语,上面歪歪扭扭书写着“抵制西方洋节日,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而大学校园传来领导和老师禁止学生出门过圣诞节的消息,学生必须在学校里观看孔子主题电影。


此情此景,我竟然语塞。我想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带有绝对文艺青年精神的句式,“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想就着这样的街头风景,发挥一次山寨精神,模仿雷蒙德·卡佛的句式,提出我的问题:当我们抵制圣诞节时我们在抵制什么?


凭事实而论,圣诞节的文化缘起,并非中国人嘴巴里痛恨的所谓西方国家,恰恰相反,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东方故事。有趣的是,当基督降生在马槽里,为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做见证的人,乃是三名从东方来的博士。有人由此皓首穷经,竟然考证出这几名东方的满腹经纶的博士,是中国人。到底是不是具体的中国人,的确不能让人信服,但说这几名东方博士是亚洲人,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整个以色列国,整个犹太民族,都是地地道道的东方人。


有几个事实我一直非常纳闷。


众所周知,是保罗将发生在犹太人之地的基督福音带向欧洲,进而带向了全世界。但保罗的身份却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他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而且是法利赛人,一方面他一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以至于一位罗马军官确认保罗的身份时,非常不舒服地说:你竟然生下来就是罗马人,而我的罗马公民的资格,还是花了钱买过来的。我的问题是,保罗这种综合的、开放的、多样性的身份特征,意味着什么?我考虑这个问题已经有年头了,基本的答案是,基督拣选多样性身份的保罗传播福音,可能是在向人类暗示,福音书从来不是某个民族的价值观,福音理所当然属于全人类。


另外一个事实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保罗不选择向着东边出发去传播福音,而是选择向西边出发,越过地中海,去了希腊和意大利。而接下来的福音传播发展,正是以保罗当年的工作为基础。先是整个欧洲人完全生活在福音精神之下,接着由一批英国人将福音带向了北美和澳洲,西班牙人则将福音带到了南美洲,非洲的部分国家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听到了基督福音。整个东方人听到福音的时间大为落后,比如中国,虽然有利玛窦早在明朝就来到中国,但中国人真正大面积学会阅读圣经,学会过平安夜和圣诞节,乃是最近30年的事情。


有心的人应该能够发现,我所讲述的关于保罗传播基督福音的全球路线图,在英国著名的光荣革命和更加著名的工业革命之后,暗合了整个世界市场经济国际贸易的潮流,也暗合了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思想传播的潮流。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被执政党的官方文件定义为具有决定作用的制度,而自由、民主的口号,不仅成为最高官员反复讲述的常识,在北京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由民主已经成为城市精神的核心词。


所以,我愿意站在时代的当口,小心翼翼地追问一句:当我们抵制圣诞节时我们在抵制什么?同样的问题意识,我愿意站在晚清的当口,在一条正在修建的铁路上追问:当我们抵制铁路时我们在抵制什么。还有,我更愿意站在今天的当口谨慎地追问:当我们在抵制GOOGLE时我们在抵制什么。


我说的是历史的一个小细节,晚清一度对铁路与火车大为紧张,认为这种奇怪的交通工具从天朝的大地上隆隆碾过,破坏了祖宗的大好风水,会带来无尽的灾难。朝廷因此出台一道建设性的命令,允许修建铁路,但不允许铁路上跑火车,根据中国特色,改用马拉大车,在铁轨上跑动,这样既保全了铁路新事物,又捍卫了马拉大车这种传统的文明。很多年之后,当互联网已然成为这个世界通行的信息平台,却总是有人如临大敌。有聪明者终于想出了一种建设性的方案:要建设好互联网,但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宽阔的互联网道路上,只允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内容在上面奔跑。


当我们抵制圣诞节时我们到底在抵制什么呢?


有的人说,这是狭隘民族主义,有的人说,中国人依然不够全球化。但这都是一些情绪化的激愤之词,并不能把问题引向深入。我想起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比如我非常尊重的余英时先生,他在研究儒家伦理与商业精神的时候,借用的乃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范式,但读过余先生的书,他可能或多或少抽掉了韦伯命题中处于前端的新教伦理秩序。而风头十足的儒家大学者秋风先生,这些年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宪政改进,但仔细阅读秋风先生的书,他关于宪政的理解显然是拿来主义,开放主义,但处于宪政秩序前端的民情秩序,尤其是托克维尔论述过的以基督信仰为中心理念的美国“乡镇精神”与“民情秩序”,却被秋风老师置换成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源流。在思想方式的逻辑上,执政党也是这样,30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但却抽掉了亚当·斯密反复陈述过的处于市场经济前端的自由选择精神,因而市场经济在中国,最终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究竟是中国人太聪明,还是中国人太封闭,值得人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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